（一）
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和友琳搭讪时的情景。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同乡会上，这个笑容利落，有点小布尔乔亚的女孩，和我同学院，不同专业，当时她招惹了许多人的视线。一堆人围着她名词轰炸，弗洛伊德卡夫卡尼采……我从没见过这么热爱谈吐的女孩。那天不知为什么，她最后把手里的留言卡给了我——“地球是圆的，所以我们相遇”。
几周以后，我与她再次相遇，不过不是在地球的另一端，而是在火热的大街上。
那天我从食堂出来，看见一群人打着旗吵吵嚷嚷地往校门那边去。我问，你们这是去干啥？他们说食堂涨价了，官倒太多了，生活太假了。我知道他们这是上街。
那天下午全城的人好像都跑到马路边来扯国家大事，闹哄哄的，谁都会以为置身于一个时代的开场戏，我一眼看见女生友琳也在人堆里。她脖子里绕着一条橘色毛线围巾，小脸儿兴奋得像一朵向阳花。她和她的同学想把一些条幅、纸张往树上挂。友琳拿着一张，大声问，劳驾哪位男生，谁上去？我嚷嚷着“我来爬”，就攀上树去。我在越过一个枝桠时，听见裆下响亮的一声，接着我听到了仰面朝上的“向阳花”友琳夸张地尖叫了一声。然后她和他们咯咯咯笑开了花。
我的裤子就这样在热火朝天的大街上裂了裆。其实那个年代的街头，常有这样年轻的人潮，而那个年代的裤子也普遍粗制滥造。那天是1986年12月14日下午。隔了二十多年我还记得这日子，除了反官倒，还与这裤子有关。
接下来的春天，校园广播里整天在放一支歌——“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燃烧了我……”我们和全中国青年一样，整个春天都在学习政治。学着学着，众多男女生对上了眼，来了电，向爱情转场，“恋爱风”席卷校园。那时候我还年轻，不懂这个世界的逻辑。我只知道自己在校园里与友琳相遇时就觉得高兴和心跳，不知从哪天起满眼都在寻找她的影子，每一分钟都在想她。
我常在食堂里看见她被四五个男生围着，她嘴里咬着个调羹，额头闪着光泽，笑啊说啊。我坐过去的时候听见他们在说系统论，说社会超稳定结构。他们是今天所谓的文艺青年。这些家伙的一大特点是爱扎堆。
可惜我扎不进她的堆，我借了弗洛伊德、萨特的书，看到云雾里，还是搭不上他们的话。终于有一天，她明确对我说：你别再来找我了好吗？人与人能不能混在一起这要看感觉，感觉这东西是很怪的，这可不像你做化学实验，多少剂量放下去就可以起反应，你懂了吗？
她看着我，像只骄傲的小母鸡。那一年她十八岁，正是趾高气扬的年纪。那一年我十八岁，被她那种浪漫的范儿迷到七荤八素。那时候搞文学，与现在搞上市公司、搞新媒体差不离，都是牛人干的活，所以，想搭她的男生够得上一个加强连的人马。
而我把妒意落在了两个校园诗人身上，据传他们每天向她的信箱里献诗一首。他们是我的情敌。他们几乎让我相信，这辈子如果不会写诗将找不到老婆。我借了《志摩的诗》、《海涅诗选》、《朦胧诗集》……造啊，从宿舍造到图书馆，再造进通宵教室。1980年代的通宵教室里灯火明亮，许多人都在沙沙地走笔，写着写着，我突然发现这一屋子人其实都在熬夜抒情，诗，信，嘴里全他妈的都在喃喃自语。有一天，我写完一首，热血直涌，就到教室门外透气，走廊上一法律系的家伙向我点头说他刚造了首诗《失恋》，“就像拔牙/拔掉了/还疼”。他问我怎么样。有一天半夜，不知从哪里混进来一个疯女人，她靠在通宵教室的台阶下唱歌。她说，我给大家唱支歌，“一生何求”。我们哄笑成一片，都跑到外面去看。那女人说，我一个纯情少女，你们为什么笑我？
那些个夜晚，我造完诗就奔向友琳她们楼下的信箱。有一天，我在穿过空旷的校园时，认定自己可能是个疯子，我冲着路灯下飞舞的那些小虫子想，一个人恋爱了，也许不是因为他爱上了谁，而是因为他需要恋爱了。那些个夜晚我喜欢上了在她楼下晃荡。像所有初萌的少年，我描述不清那样的滋味。有一天我在晃悠的时候，有巡逻的保安问我干什么，吓得我拔脚就跑，他在后面追了好一阵，没赶上。也可能是他不想追了，因为校园里有许多人和我一样夜不思归。有一次，我甚至看到校联防队押着一对小情侣兴高采烈地从我们面前走过，一个家伙用树枝挑了只避孕套，向前探着，像举着只小灯笼。我听见他们说，干那事了，干那事了。
我丢进友琳信箱里的诗，统统石沉大海。有一天我终于在路上堵住她，追问她我写的那些东西怎么样？
她快步往前走，脸上有奇怪的笑，她说，挺像徐志摩。我还来不及高兴，就听见她接着说，徐志摩的诗估计是全世界最酸的。
那天我翻遍《志摩的诗》，吃惊地发现她说得可真尖刻到位，而之前我怎么没一丁点酸的知觉。于是我在校园里四处找她想探讨这个问题。有天晚上我看见她从图书馆大门出来。我从走廊那头晃过去，把她惊了一下，她尖声说，你总是跟着我，别人都在看笑话了。我告诉她，我发现了徐志摩的软肋啦，他的情书写得没林徽因好，甚至没陆小曼好，这主要是因为他文字里面有勾引的味道，有做作，而不像女人只要爱了，文字里就有情感。你说的酸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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