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4)
终于,我在第三天的傍晚打通了她。我好像听到她走过来的声音,我听到女生楼走廊上嘈杂的动静。我大声地问她,你是真的还是怎么了?她在那头好像没有声息。于是我冲着话筒大声地说话。我不知自己在说什么。我心里有呕吐的感觉。她在那头好像很冷静,她说,我在信里都说了。接着是无声无息。我问她你们好上了?她说,是的。我说,你是不想和我好了?她说,是的。我想她是多么不要脸啊。我徒劳地听着那头的沉默,她刚烈的性格好像沿着电线绵延而来,我感觉一百头牛也拉不回来了。我承认自己从来就跟不上她的情绪,也承认她和老蒋确实有那么点相似,我意识到了这些天来心里隐约的警觉和妒意,但我还是不甘。我“啪”地一声,办公桌上的一只玻璃杯子被我捏碎了。我说,血,血。她在那头问,怎么了。我说,血,我把杯子弄破了。她突然哭了起来。我搁下电话,我喉咙里有呕吐的声音,我发现厂办的人都在吃惊地看着我。
老蒋把我的女朋友拐跑了。我要痛扁这两个叛徒。
回校后,我立马去女生楼找友琳,但从楼上下来的是陈春妮。她面色沉静,但我感觉她好像在憋着笑。她告诉我友琳前天去了海南,有封信留给我。
我拿着信往外跑,信上只有两句话——“你的手好了没有,我真的抱歉,但我无法勉强自己”、“我去海南几天,回来的时候,相信你已好过了一些”。
我买了一张汽车票,直奔海安。我打算先到那里,再坐渡船,过琼州海峡,去海南找他们。
车子一路飞奔,车上塞满了行李,满车都是下海南的人。那个季节天气已经很热了,窗外是一片片蕉林,风呼呼地扑到脸上,我觉得眼睛里好像有水快要流下来。身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不停地和我搭话。估计我一路心事的样子让他同情,他安慰我:别急啊,你们年轻,到那儿找个工作,肯定没问题的。
我揉着眼睛,我说,那倒是,我有很多朋友已经去了那边,一个是去办广告公司,一个是去搞纪实杂志,还有一个,他爸有关系,能倒到汽车,哦,另外还有一个我的老师,下海了,去那边办佛教协会,我呢,学的是高分子,先找个工作,以后有机会和同学合开个科技公司吧……我瞎扯着,努力让自己亢奋起来,我怕停下来眼睛里就有水掉下来。我看着他风尘仆仆的脸,我问他:怎么,你也去那边找机会吗?是的。他看着我突然叹了一口气,他说,如果我能年轻十岁,像你这样读过大学,用什么换都愿意。
我发现和他扯,能让我暂时不去想他们。但越扯他好像对自己越没信心。到湛江的时候,他说下去放松放松。他站在汽车边,突然对我说:我不去了。
他说,看着你和满车的年轻人,我对自己没信心了。我连忙劝他,到都快到了。他抬头看了一下南方的蓝天说,我不去了,主意定了。
他好像抱歉地从车上拎下自己的旅行包,没看我一眼,调头回家。这个江西人。看着他灰心透了的背影,我莫名其妙地突然想哭。我知道此刻他和我是一样的伤心。
我到海安的时候已是夜晚,从汽车站出来,我看见满街都是不知该去哪儿的人,他们吵吵嚷嚷的,热闹非凡。我往黑压压的人群走去,想打听过海的情况。路上的人都在说两三天内不一定过得去,因为全是要过海的人哪。站在陌生的夜色中,我决定先找个旅馆。走了一圈,别说旅馆,不少老百姓家里都住满了人。街上的人越来越多,我路过一家粮站的招待所,还没张口问,一个胖嫂就给了我一张草席,说,你自己到走廊上找地方睡吧。她收了我五块钱。我在走廊上躺下,突然旁边有一个老头坐了起来,冲着我大叫一声:嗨,小海,你怎么也在这里!
我瞅了他半天,不认识。他说你不是我家的邻居小海吗。我说,我不是小海,你认错了。他抱歉地冲着我笑,他说他老了,认不清人了。他说,你是过海捞机会的吧。我说,是的,你总不会也去那边找工作吧?他说,我找儿子,他从家里溜了……他唠叨着,我则昏昏沉沉地睡过去,蒙眬中看到屋檐上空的星星很亮,我想我怎么会在这里。
夜半的时候那老头好像坐起来几次,好像把一条毛巾毯盖在了我的身上。
我早上醒来,发现周围的人都在飞速地起身往码头赶。那老头已走了。我一边往外走,一边摸口袋想在街边买个包子,但钱包没了。我的钱包没了。钱包怎么没了。我脑袋嗡了一下。我在旅馆的走廊上来来回回地找,没找到。我猜是那老头干的。
我站在街边想着怎么办。我的背包里还有六七块零票,那是我昨天在汽车站买面包找回来的零钱,当时胡乱地塞进了背包。这点钱,别说过海去找他们,就是转身回学校也要想想办法了。我漫无目的地往码头方向走。空中是炙热的潮味,满眼都是急着过海找机会的人。而我,是去找被人拐跑了的友琳。我把手伸进空空荡荡的裤袋,发现自己是多么可笑啊。站在码头边我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,那海水拍打着岸,海南的方向,那里云层辽阔。1988年的海南,是我的情敌。
货运站的一位司机大叔看在我大学生的份上,同意让我搭车。车在南方的晴空下巅簸。阳光暴烈。车过半程,我感觉头痛欲裂。我看见友琳在脑子里飞快地跑着,越来越快,我抱着脑袋,心想自己一定是发烧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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